“超速入刑”：元芳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近日，某大学教授与其学生研究发现，特大交通事故平均死亡人数是普通事故的77倍，且集中在午后12到17点。此外，醉驾入刑实施之后，酒驾肇事得到控制，但超速肇事却翻番，该教授为此建议“超速入刑”。
　　
　　正所谓“十次事故九次快”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中总是少不了超速的身影，所以对于超速的严抓严管是再正常不过的道理。但是，严抓和入刑显然是两码事，“超速入刑”的说法也有些过于草率。随着醉驾入刑和酒驾现象的明显减少，这一治理手段成了一个典型案例，一些专家动辄便用“入刑”说事，甚至落入到“重刑主义”的陷阱中。
　　
　　醉驾和超速之间的类比逻辑十分混乱，入刑的是“醉驾”，减少的是“酒驾”，尽管看上去相似，但从法律角度讲根本就是两码事。醉驾与超速的另外一个不可比性在于，醉驾的责任完全在于驾驶者本身，完全可以认定为主观故意，而超速则有时涉及到道路管理上的因素，个别地方限速设置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地方，或者提示不醒目，一些时候驾驶员超速了，但却并非“故意”。
　　
　　超速的问题应该得到遏制，但要依靠的应是严格的执法，指望一个“入刑”就包治百病，其实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也是对法治的不负责任。按照这位专家的思路，闯红灯也导致交通事故，有一天闯红灯是不是也要入刑？要是这样，还要交通安全法何用，一部刑法就可以了。法律威信的建立，并不来自于处罚得有多重，而来自法律的公正，古代有肉刑，但却无法代表法治的成就。
　　
　　事实上，防止“超速”有不少办法，比如在美国，一经被发现超速，保险费就会翻着番的上涨，理由很简单，保险公司可以据此认定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自然要多收钱；而在国内，目前车主采用最多的办法就是配置C派云电子狗，因为它里面内置了各路段的限速标准，一经发现当前车速超出限速标准，立即发出语音提醒，尤其是在一些危险路段、事故多发路段、学校附近路段等，车主随即可以调整车速，确保行车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