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温诗的旧梦~~~~~~~~~~~~
重温诗的旧梦~~~~~~~~~~~~
在中国古典文学的诸种形式里,诗歌具有显赫地位。唐诗宋词的成就姑且不论,即使在繁荣于明清时代的小说里,作家们也常常“以诗为证”,借诗歌阐发伦理教义,为故事寻找立足根据,视诗歌为正宗,不敢稍有逾矩。当新诗的倡导者一反传统的审美范式而标新立异时,遭致一片非议。反对者中既有“甲寅派”的国学耆宿,也有“学衡派”的西学先锋。这种反对态度至今不息。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初版序中,就有一位文学博士认为“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,但是有人给他涂脂抹粉,穿上皇帝的新衣,让她坐进花轿里……”,并指出为这个“丑女人”抬轿子的,就有本书的主编、著名学者洪子诚教授。这种看法虽让洪子诚不免“伤感”,但却不能动摇他对“新诗”的信任。
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根据2001年洪子诚在北京大学开设“近年诗歌选读”讨论课的内容整理而成,初版于2002年初,这次又进行了压缩、修订,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。本书的出版表现了新诗“抬轿人”和“吹鼓手”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的努力。他们“投身”于诗,在诗中找到快乐,洪子诚认为“这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,然而有力的证明。”而这次再版,也说明了本书对新诗研究和传播仍有意义,特别是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,了解这个时期诗歌艺术探索趋向,以及思考诗歌解读的理念、方法。
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创作的重要时期,涌现了一批出色的诗人诗作。洪子诚的“近代诗歌选读”课选取了张枣、王家新、臧棣、欧阳江河、翟永明、吕德安、孙文波、萧开愚、西川、韩东、柏桦、张曙光、于坚、陈东东等人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部分作品,由一二人主讲,然后加以讨论,这构成了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一书的主要内容。
“新诗”遭受的非议,有部分缘于它的晦涩难懂,这是新诗较难招徕读者的一个原因,也意味着对新诗作品有解读阐释的必要。在“近代诗歌选读”课上参与主讲和讨论的,如臧棣等,既是作诗之人,也是解诗之人,自身的创作经验对于揣摩作者意指、阐释作品涵义很有帮助。课上对于诗歌作品的阐释,主要采用“文本细读”的方式。解析具体文本,了解它的大致意涵,既属讨论的内容,也是批评的基础。回过头来,洪子诚也指出当时对作品的解读过于繁琐。“诗是否都要处处明确,处处落实?某些含混、多解或无解,其实也是诗存在理由的一部分。”针对古典诗歌的“诗无达诂”,对于现代新诗也一样适用。那么就我看来,关于张枣《边缘》一诗中,为什么是“秒针移到十点整”而不是“九点整”的讨论,可能就属无意义且无解的繁琐解读。
洪子诚称“近代诗歌选读”这门课的目的其实要比“细读”简单得多。他是要从“读者”的角度,看在态度、观念和方法等方面,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检讨。接受美学的理论家姚斯认为:“没有读者就根本没有文学文本。”当下,读者对于诗歌,多有一种傲娇的轻蔑态度,诗歌的创作因为缺乏读者,往往沦为诗人“个人的事”,写出作品也只能“孤芳自赏”。在诗与读者的关系上,洪子诚认为“固然需要重点检讨诗的写作状况和问题,但‘读者’并非就永远占有天然的优越地位。他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阅读态度,了解诗歌变化的依据及其合理性。”这种观点可看做是对接受美学的一种修正。
初中英语课上,老师曾让大家各言其志,记得那时我的回答是“I want to be a poet!”现在很难想象成为一个诗人竟是我年少时的理想。只是这个理想在黑板报的分行短句和校园广播里略一闪现就寂灭了。之后虽在大学里也选修了著名诗评家沈奇老师(在本书中也有幸读到沈奇老师的名字)的新诗赏析课程,但成为诗人的愿望已不能被唤起。读过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,我似乎又重温了年少时做个诗人的旧梦。而书中讨论部分强烈的“现场感”,让我又回忆起大学课堂中面临謦欬、好诗共赏的旧时光。虽不是在北大,但也令人回想。
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11月出版)
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根据2001年洪子诚在北京大学开设“近年诗歌选读”讨论课的内容整理而成,初版于2002年初,这次又进行了压缩、修订,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。本书的出版表现了新诗“抬轿人”和“吹鼓手”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的努力。他们“投身”于诗,在诗中找到快乐,洪子诚认为“这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一个最低限度的,然而有力的证明。”而这次再版,也说明了本书对新诗研究和传播仍有意义,特别是把握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,了解这个时期诗歌艺术探索趋向,以及思考诗歌解读的理念、方法。
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创作的重要时期,涌现了一批出色的诗人诗作。洪子诚的“近代诗歌选读”课选取了张枣、王家新、臧棣、欧阳江河、翟永明、吕德安、孙文波、萧开愚、西川、韩东、柏桦、张曙光、于坚、陈东东等人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部分作品,由一二人主讲,然后加以讨论,这构成了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一书的主要内容。
“新诗”遭受的非议,有部分缘于它的晦涩难懂,这是新诗较难招徕读者的一个原因,也意味着对新诗作品有解读阐释的必要。在“近代诗歌选读”课上参与主讲和讨论的,如臧棣等,既是作诗之人,也是解诗之人,自身的创作经验对于揣摩作者意指、阐释作品涵义很有帮助。课上对于诗歌作品的阐释,主要采用“文本细读”的方式。解析具体文本,了解它的大致意涵,既属讨论的内容,也是批评的基础。回过头来,洪子诚也指出当时对作品的解读过于繁琐。“诗是否都要处处明确,处处落实?某些含混、多解或无解,其实也是诗存在理由的一部分。”针对古典诗歌的“诗无达诂”,对于现代新诗也一样适用。那么就我看来,关于张枣《边缘》一诗中,为什么是“秒针移到十点整”而不是“九点整”的讨论,可能就属无意义且无解的繁琐解读。
洪子诚称“近代诗歌选读”这门课的目的其实要比“细读”简单得多。他是要从“读者”的角度,看在态度、观念和方法等方面,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检讨。接受美学的理论家姚斯认为:“没有读者就根本没有文学文本。”当下,读者对于诗歌,多有一种傲娇的轻蔑态度,诗歌的创作因为缺乏读者,往往沦为诗人“个人的事”,写出作品也只能“孤芳自赏”。在诗与读者的关系上,洪子诚认为“固然需要重点检讨诗的写作状况和问题,但‘读者’并非就永远占有天然的优越地位。他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阅读态度,了解诗歌变化的依据及其合理性。”这种观点可看做是对接受美学的一种修正。
初中英语课上,老师曾让大家各言其志,记得那时我的回答是“I want to be a poet!”现在很难想象成为一个诗人竟是我年少时的理想。只是这个理想在黑板报的分行短句和校园广播里略一闪现就寂灭了。之后虽在大学里也选修了著名诗评家沈奇老师(在本书中也有幸读到沈奇老师的名字)的新诗赏析课程,但成为诗人的愿望已不能被唤起。读过《在北大课堂读诗》,我似乎又重温了年少时做个诗人的旧梦。而书中讨论部分强烈的“现场感”,让我又回忆起大学课堂中面临謦欬、好诗共赏的旧时光。虽不是在北大,但也令人回想。
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11月出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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